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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回忆特区金融机构最初创业的故事

点击数:2333发布时间:2015/5/13 来源: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深圳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前沿阵地,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多家金融机构相继在这里诞生,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征程上勇敢的探路者。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它们其中一个是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法人投资成立的银行,另一个则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几十年后,它们或曾经,或正在创造金融风云榜英雄式的故事,它们有的仍然顽强地在继续前行,它们有的还在创造新的历史。
  
  虽然招行成立之初仅仅只是蛇口一隅的区域性小银行,但是却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制度和企业文化
  
  在深圳这块热土上,30年风起云涌英雄辈出,有太多的青春和回忆,有太多的奇迹和故事。在特区成立30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刘鸿儒先生,听他讲述了在特区金融初创阶段人们的大胆创新和锐意进取,以及探索者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时,刘鸿儒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领导下,既要负责特区金融业的建设和改革,又要负责深圳银行系统的分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3的时间待在深圳。20世纪80年代末期,刘鸿儒受人民银行的委托,协助深圳市政府以及蛇口工业区组建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
  
  那是一个国有专业银行和国有保险公司唱主角的时代,深圳特区这几个新生儿也在夹缝中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尝试着摸索一条新路途。
  
  国有金融机构对它们多少有点轻视,“开始阶段,它们并不太在意,天下是它们的”,只是随着股份制金融机构不断地发展壮大,它们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对待竞争的问题了。刘鸿儒说,尤其人才是痛中之痛,被挖走了不少,“小银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是从大银行过来的”。
  
  刘鸿儒说,在深圳特区批准设立股份制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就是希望以深圳特区作为一个试验田,形成竞争机制。他提起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在深圳引进南洋商业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时,那时中国银行还有其他的专业银行坚决反对,说“外国大银行一进来就会把我们的饭碗抢了”。后来,事实证明,竞争打破了国内金融业长期形成的“吃大锅饭”的作风和思想。
  
  现在,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已成为国内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刘鸿儒表示,深圳与香港比邻而居、中小企业非常多,这都是优势,深圳还可以发展成为全国基金中心。
  
  招商银行最早建立商业银行制度
  
  20多年来,招商银行敢为人先,不断创新,好评率以及引人注目的魅力指数一直看涨,这一切都与“出娘胎就具有先天优秀的基因”的原因有关吗?
  
  刘鸿儒说,招行成立之初就有自己独创性的东西。
  
  当时,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蛇口首创经济改革,为了消除工业区内部企业分别到银行存款或贷款的时间差和利率差成立了一个内部结算中心,后改为财务公司,由刘渝担任财务公司的经理。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2级学生,曾参与过1984年金融体制改革调研小组,也是刘鸿儒的学生。
  
  财务公司良性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善于思考琢磨的袁庚跟刘鸿儒商量,准备成立一家银行。因为蛇口与香港隔海相望,袁庚意欲借助香港市场经济与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想在蛇口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做一个试验。刘鸿儒非常赞同袁庚的想法,“能协助的地方都予以协助”。
  
  1986年5月5日,袁庚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报告》,要求将工业区的财务公司进一步建设成银行。1987年4月,招商银行获准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投资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行企业化运作模式。
  
  刘鸿儒表示,招行的一大好处是没有政府入股,全都是企业入股,而这些企业,跟内地的国企不一样的是,因为与香港有业务往来,企业多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经济效益意识。由于没有地方政府干预而采取市场化运作,在业务上突出发展符合自身优势的离岸业务,招行一开始就得已摆脱国有银行经营管理模式的种种羁绊,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刘鸿儒曾参加招行1989年3月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在会上,他看到当时股东对讨论有关招行的问题时的关心和热烈,以及各自强烈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情景,有一点感动,“深切地体会到股份制的好处,迥然不同于大锅饭,很受教益”。
  
  虽然招行成立之初仅仅只是蛇口一隅的区域性小银行,但是却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制度和企业文化。董事长袁庚是一个有名的改革领军人物,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倡导者的践行者。行长王世祯,是被袁庚从招商局调过来的。而其他招行的领导干部和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在香港工作过,有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当时,招行还从国内“挖”来了一些银行业务专家。
  
  虽然物质上艰苦,但这些人的创新意识很强。最早建立商业化银行的机制,最早推出人才招聘制,工资待遇是第一个实行全部货币化的工资。取消了职工福利住房,有惹人眼红的高工资。有一段时间惹人纷纷告状,“工资那么高,一定要把全货币化说清楚”。
  
  别人发实物,它发货币;别人任命制,它是聘任制,它就是与众不同。“这些都为招行打下了市场化经营的很好的基础。”刘鸿儒说,这与专业银行完全不一样,专业银行没有机制激励,干多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他后来支持招商银行从蛇口搬到市内经济区,走向全国,袁庚起初还“有点舍不得,最后还是同意”。
  
  招行发展大了以后,曾一度遇到“归顺”的问题,面临是走四大专业银行那条路,归入国有银行的行政体制,还是仍旧保持自己鲜明特色的抉择?
  
  当时,如果招行进入四大行的序列当中,招行的独创性的东西就不能生存,如果要保存招行的特色,就不能“归顺”。但如果不“归顺”,在国内银行业里面排不上位,受到限制,不能大展拳脚,好多事情都不好开展。
  
  这时候,刘鸿儒跟他们商量,“一定要顶住。”刘鸿儒也曾经参与交通银行的筹建工作,让他感到有一点遗憾的是“交行,建立得快,发展得也快,但发展大了以后,列入大银行的系列,排行老五”。
  
  最终的结果是,招行在这几年中顶住了压力,继续自己创新的步伐。1995年7月,招商银行推出电子货币“一卡通”,在全国首次集本外币、定活期储蓄于一身。1997年9月,招行率先推出网上银行“一网通”,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准开展在线服务的商业银行。
  
  从1987年到1999年的12年间,第一任行长王世桢以一张小小的“一卡通”,让招行名扬天下。从1999年到现在,第二任行长马蔚华是招行的首席营销官,他上任后着手制定和推进招行“三步两转”的战略,令招行招招领先,被誉为“中国最健康的商业银行”。2002年,招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6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10年,招行开始二次转战略型,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大力发展零售业务、中小企业业务、中间业务,立志“做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
  
  深发展个人持股第一家
  
  23年,对于深发展来说,可谓滋味杂陈,它在竞争中发展,有过辉煌和暗淡,见证了中国金融业的成长。
  
  1987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成立。1988年4月,深发展股票首次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挂牌交易。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告诞生以后,深发展是深交所的“龙头股”,曾经风云一时。
  
  深圳特区建立之后,有一批信用社划在特区范围内。1985年调任深圳特区市长的李灏跟刘鸿儒商量,准备把它们归并到一起,扩股,成立一家银行。对这个方案刘鸿儒“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刘鸿儒说,深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向私人发股票,这在当时中国银行业是第一家。
  
  1987年5月,深圳市政府决定由人行深圳分行批准深发展首次以公募方式,采取自由认购办法,向社会发行1000万元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但刚开始发行股票时,由于了解的人不多,股票卖不出去,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走回头路。行长刘自强不得已四处活动,动员大家购买股票,甚至还动员过刘鸿儒,“帮忙也买一点,起个带头宣传的作用”。刘鸿儒谢绝了这个要求,“我不能买,我是主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
  
  当时推销股票的方式有几种,如,动员内部员工购买,向储户销售,向国营企业销售等。由于人们反应冷淡,50万股股票最后只卖出了79%。
  
  在吸纳了特区内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又向社会公开招股后,1987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批准,深圳发展银行成立,首任行长刘自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是刘鸿儒的学生。同年12月底,深圳发展银行正式举行开业仪式。
  
  刘鸿儒十分关心深发展的发展,他也曾建议刘自强,深发展不能拘于区域性银行的定位,应该要走向全国,还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大楼。5年以后,深圳发展银行大厦举行了奠基仪式,刘鸿儒也应邀参加了。
  
  深发展在成立后通过岗位目标责任制、存款奖励制、贷款抵押制,充分调动了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加上当时市政府与市人行的鼎力支持,发展得很快,在深交所多年保持着“龙头股”的地位。
  
  从当时深发展的股权结构来看,其中国营企业股份占51%,集体企业股份占17%,个人股份占31%。刘鸿儒说,由于国有控股占大头,政府干预行为在人事、业务等方面对企业发展带来一些问题。他还表示,个人持股是深发展的特点,向公众募股并上市,目前仅有深圳发展银行一家。从这家银行的经验可以看出,来自股东和社会的压力比较大。同时,数万个股东如何去参与银行的管理和决策也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问题。
  
  2004年,深发展引进了国际战略投资者—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成为国内首家外资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2010年5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持有的深发展5.20亿股股份完成过户,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深发展开始了新的探索。
  
  深圳证券曾走街串巷推销股票
  
  1987年,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深圳证券第一任总经理廖熙文,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那几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学生在金融界开始崭露头角,金融改革中他们极具创业者的激情和理想,从招行、深发展到深圳证券公司都有“五道口”学生的身影。
  
  “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围绕市场的发生,需要建立证券公司,所以1987年在特区设立了证券公司。”刘鸿儒回忆了人民银行批准成立证券公司的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过去都是纵向进行分配的物资开始变成了横向的流动,而原来通过银行纵向往下分配的资金,也需要变为横向流动。于是,解决资金市场的问题就变得极为迫切。当时,有些地方自发地通过市场募集资金,有的企业搞股份公司改革,小范围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
  
  1985年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组织研究如何建立资金市场。人民银行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反复研究。刘鸿儒负责具体组织研究,于1985年4月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资金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提出要发展企业股票和债券等多种工具融通资金,并提出要为股票、债券的持有者提供买卖转让的便利;由银行或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作为中介,办理买卖转让;在一定条件下,设立证券交易所。
  
  刘鸿儒说,尽管当时的一些观点和建议不一定对,不一定可行,但它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了,商品市场发展了,呼唤资本市场出现。
  
  刘鸿儒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证券市场的自发性很大,很不规范;另外,证券市场的二级市场没有形成,只有发行市场。当时市场上数量比较大的是国库券,也出现了有价证券和股票,但是债券和股票分不清,股票也写上固定利率和偿还期限,有的债券也可分红。另外,金融债券也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为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人民银行携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86年1月开始在沈阳、武汉、广州、重庆和常州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实验,主要的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试验。
  
  1988年年底,国库券转让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刘鸿儒代表人民银行参加了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向人民银行党组汇报,决定在人民银行各省和直辖市分行下拨30亿资本金,建立证券公司。
  
  “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批证券公司。”刘鸿儒说,但第一家证券公司是1987年于深圳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1987年11月,特区证券公司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独资兴办改组为10家金融机构出资组建的股份制证券公司。
  
  1988年1月8日,公司挂牌的当天仅收购了400元国库券,中国资本市场的首笔交易在孤独和寂寞中起步。
  
  在这之前他们承销了深圳发展银行发行的股票,1988年4月,深发展股票首次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挂牌交易,成为深圳股票柜台交易的先驱。
  
  据悉,当时为了推销深发展股票,特区证券公司全员出动,同深发展的员工一起走街串巷,上门宣传,有的同志在推销中遭到白眼,有的还被轰出门;还曾借用行政摊派分发股票。这凄凉的境遇与几年以后深发展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后的火暴疯狂场面简直天壤之别。
  
  刘鸿儒说,最初有很多人不敢买主要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认为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敢轻意触碰。上市后,见到有人一夜之间发了大财,又管不了那么多了,许多人又去跟风。
  
  1988年,在人民银行牵头下,各省的证券公司纷纷成立。据介绍,那时财政系统也要求组建证券公司,人民银行不同意,认为财政部不能直接参加交易经营活动,但后来财政部用国库券营业部的形式建立了一批证券经营机构,也陆续建立了一些证券公司。
  
  由此,我国第一代证券公司步入中国金融改革的浪潮中,搅起的浪花,有泪有笑。
  
  平安保险破土而出
  
  1988年,蛇口工业区成立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由此打破了中国保险市场沉寂的氛围。
  
  20世纪70年代末主持招商局工作的袁庚创办了蛇口工业区,而金融界对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初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两个不起眼的内部公司,一个财务公司,日后成了招商银行;另一个社保公司,日后成了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公司于1985年成立。之后,该公司有意在社保基础上经办工伤保险,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最初持不同意见,对其成立商业保险公司的申请也多次予以驳回。
  
  1987年年末,国务院特区办召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专门就此事召开协调会,原则同意在蛇口设立新体制的保险公司。刘鸿儒回忆说,当时袁庚曾多次来找他商量此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打算以此为突破口,建立股份制保险公司,推动保险市场的发展,报经国务院同意。
  
  1988年3月21日,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地方性的保险公司获准成立,同年4月27日正式开业。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分别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和3000万港元。
  
  当时,金融改革中,银行改革的动作比较大,一方面在进行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另一方面批准设立了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而相对来说,保险改革却没有什么动静,一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在批准设立平安保险公司以后的8年时间里,国家也没有再批准新保险公司。直到1996年,保险改革步子才开了一个口子,先后设立了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保险等股份制保险公司。
  
  刘鸿儒说,他同意在蛇口建立平安保险公司的初衷也是为了推进保险改革,改变人保一家垄断局面。他说,保险市场亟待开发,而中国人保与专业银行一样有着行政机关的官派作风,没有企业意识。然而,当时对设立股份制保险公司持赞同意见的很少,“很难讨论,缺少共同语言”,不过,最后人民银行还是冲破阻力决定在特区搞突破,做试验。
  
  “这个保险公司,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东都是企业,没有政府介入,有利于充分借鉴香港的经验,形成市场化的机制。”刘鸿儒曾经给平安题词:竞争中求发展。他也十分肯定平安的发展,“市场化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好”。
  
  “在人员方面,平安搞了一个职工持股,也是比较好的。”刘鸿儒说,这事当时压力也很大,人民银行给予了支持。“现在国家还不同意职工持股呢,保险业只有他们一家。”
  
  平安起步以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是要突破地域性的限制,从经济特区走向全国,“这个阻力很大,要突破垄断的局面。”刘鸿儒说,当时,在这方面,人行各地主管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992年6月,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由地方性公司拓展为全国性保险公司。
  
  随着发展,平安不再满足于寿险业务,逐渐有了综合经营的想法,想突破单纯的保险业的界限,涉及证券、信托等业务。为了加强管理和控制风险,我国当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刘鸿儒说,“这跟交通银行当初走综合化经营的路子一样,难度很大,争论也不少”。
  
  交通银行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尝试经营综合性业务,但在几年后,面对分业经营的监管的体制,却不得不把放弃了曾经争取多年才得到的保险和证券业务都分离了出去。这个时候,平安保险的想法在别人看来近乎异想天开。
  
  在平安很需要得到监管部门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的时候,人民银行适时给予了平安发展有力的支持。刘鸿儒认为,当时,平安保险虽然在设立分支机构方面的纵向发展上受到制约,但可以借助深圳特区发展的优势,通过横向发展寿险、产险、证券、信托等业务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进入全国。
  
  到2003年,平安逐渐打造了一个集寿险、产险、信托、证券、投资等综合性业务平台。之后,平安又将触角伸向银行领域。
  
  当年刘鸿儒力排众议,让平安突破各种限制去发展和探索保险改革的新路子,如今,平安“没有走老路”,也让他感到很欣慰。
  
  平安保险公司从蛇口走向全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先后成功在沪、港两地上市,打造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其改革发展的探索,为中国保险业、金融业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